“貸存比”留

2022-06-02 20:03 來源:互聯網

貸存比的引入有一定的歷史條件

《21世紀》:我國為什么要設置銀行貸存比上限?銀行的貸存比上限如何發揮監管作用?

巴樹松:存貸比監管指標的出臺,具有特定的經濟環境條件。 1995年我國銀行業引入存貸比,符合當時具體的經濟調控目標和銀行管理水平。 75%的存貸比限額由《商業銀行法》(1995年頒布)實施。當時的政策偏好之一是利用貸存比等指標與當時的雙重緊縮政策相協調,從而抑制通脹。 1994年,在貸存比全面實施之前,中國的CPI高達24.1%,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通脹水平。與此同時,我國銀行業尚未全面實施資本約束。作為核心風險監管體系的銀行資產擴張在當時的條件下實際上很難受到資本充足率等指標的有效約束,需要采用貸存比加以限制。

在金融市場不成熟時,商業銀行吸收資金的主要渠道是存款,而貸存比確實可以作為衡量流動性的重要指標之一。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銀行除存貸款以外的其他資金來源和使用規模將逐步擴大,存貸比與流動性的相關性將越來越低。

金老:對貸存比上限的監管起到兩個作用。一是控制貸款,調節貨幣供應量,發揮貨幣政策工具的作用。二是通過控制貸款,發揮小額銀行監管作用,保證商業銀行的流動性。

宏觀調控功能能否發揮好,取決于貸款余額與貨幣供應量的對應關系。 1978年至1992年,人民幣貸款余額與M2的比率在100%以上,然后逐漸下降,2005年至2011年穩定在65%左右。這表明人民幣貸款已經從貨幣供給的絕對生成渠道減少到最重要的生成通道,然后到主通道。但央行從2007年和2009年開始恢復貸款額度控制,直接控制貸款規模,比存貸比上限直接多了。理論上,相同的作用機制可以通過更強大的貸款限額來控制。只是各家銀行的存款吸收能力不同。有些銀行有“額度”,但沒有“存款”。受存貸比上限監管,不得放貸。在實踐中,貸款額度控制和貸存比上限監管都是以取其低為原則,起到更嚴格的收緊作用。

存貸比上限監管保障流動性的微觀監管作用源于企業財務分析中的速動比率和流動比率概念。實施存貸比上限監管,防止單一商業銀行過度放貸,少放中長期貸款,多投放央行票據、國債、央行存款、庫存現金等流動性強資產,或促使商業銀行吸收更多存款,尤其是穩定的核心存款。但是,由于分子和分母在變化,貸存比與銀行的流動性并沒有穩定的對應關系。因此,巴塞爾協議 III 引用了流動性覆蓋率和凈穩定資金比率兩個新指標來監管商業銀行的流動性。但是,我預測這兩個新指標的應用前景并不樂觀,更何況銀行和監管機構實施起來非常費力(高度依賴IT),主要問題是它仍然是一個跨越銀行資產的比率和負債,這個動作和其他動作。對于衡量企業流動性的三個指標,如資產負債率、速動比率、流動比率,企業會計界研究了一百多年,但始終沒有找到一個明確的指標值。這就是原因。在當前的企業財務會計分析中,一般以一定時期內應付的短期負債的比例和可用現金的多少來衡量企業資產負債表的穩健性。相信銀行業的流動性監管只能往這個方向走。指標只能針對資產負債表的一側。比如核心存款占負債的比例,現金資產占資產的比例。中國銀行業90%以上的資金來源是存款,負債穩定性強。近兩年,尤其受人推崇的富國銀行,在資金來源上占其存款的75%左右。中央銀行作為“最后貸款人”的角色支撐著單一銀行流動性危機以及系統性銀行流動性危機。中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連續多年保持在10%以上,更多資金被凍結在央行。古往今來,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危機很少是由過度放貸引起的,而大多是由于金融市場投資突然出現巨額虧損,來不及補充資金來源。

“存貸比”的挑戰

《21世紀》:在當前宏觀政策環境下,存貸比還適用嗎?它面臨哪些新挑戰?

金老:存貸比上限監管誕生于宏觀調控收緊之際。自存貸比上限監管出臺以來,市場已經很久沒有感受到它的存在了。 1995年銀行系統各項貸款占各項存款的比例為93.8%,2003年降至76.4%。也就是說,前9年,商業銀行整體貸存比超過75%。當時中央銀行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銀行不愿放貸。從1998年到2006年,CPI僅在2003年達到3.2%,其間有四年的通貨緊縮。僅2003年商業銀行實際新增貸款規模遠高于央行新增貸款指導參考量,其他年份基本持平。

2004年至2009年,貸存比遠低于上限,無需監測。 1996年以前,我國商業銀行體系一直處于放貸不暢的狀態。為了獲得更多貸款,有必要向中央銀行借款。央行對商業銀行的貸款往往是商業銀行在央行存款的2-3倍。 1997年,在我國成為凈出口國三年后,我國商業銀行體系成為存款缺口。當時,商業銀行在央行的存款是央行對商業銀行貸款的1.10倍,2008年達到了10.90倍,2009年盡管央行公開放貸。商業銀行,仍達到12.54次,2012年進一步增加到16.56次。存貸比上限沒用。

從 2010 年開始存貸比和融資,盡管商業銀行體系存款出現巨額順差,但法定準備金率卻在不斷提高,2011 年達到創紀錄的 21%。銀行資金收緊,貸款對-存款比例已經出現。兩家大銀行的貸存比不能高于62%,其他所有銀行的貸存比不能高于75%。

巴樹松:在當前政策環境下,存貸比約束實際上限制了銀行間市場相對寬松的流動性向實體經濟的傳導。因此,一方面,銀行間市場利率處于低位,另一方面企業融資成本居高不下。

在商業銀行實際經營管理的實踐中,存貸比監管日益顯現出較大的局限性和負面影響。

一是導致商業銀行在經營管理上習慣性地強化“存銀”的傳統經營理念,爭取“多存多貸”的商機,扭曲了業務創新商業銀行的權力;引發了一場倉儲大戰。在存款較為緊張的時期,部分銀行為避免存貸比受限,通過多種方式將部分表內貸款轉入表外,反而增加了風險隱患。

第二,存貸比不能準確反映資產負債的到期率和流動性狀況。貸存比雖然簡單、直觀、實用,但該指標只考慮總量關系,忽略了存貸款的性質和期限。 、質量等結構性因素,不能反映資產負債期限匹配程度,也不能反映商業銀行能否滿足存款人提取現金、償還到期債務、借款人正常貸款的流動性需求。

此外,隨著越來越多的銀行接近75%的貸存比上限,商業銀行不可避免地會轉向各種規避措施。這些措施目前在整個銀行業務中可能占比不小,但如果相關約束指標不發生變化,未來趨勢將顯著提升。這其實是一種財務指標的扭曲,會導致傳統財務統計分析出現扭曲,比如月末、季末存貸款數據的漲跌。

稀釋“存貸比”?

21世紀:目前銀行存貸比上限應該放寬還是取消?您對銀行監管有什么政策建議?

巴曙松:在商業銀行資產負債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將貸存比監管淡化為剛性考核指標的條件基本成熟。從商業銀行資產負債多元化程度、風險管理水平和監管現狀來看,弱化貸存比監管是可行的。一是商業銀行負債來源多元化程度提高。商業銀行可以通過金融債券、同業存款、同業拆借等方式獲得流動性。發行理財產品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成為商業銀行的重要資金來源。二是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監管指標體系逐步完善,更加科學的監管指標可以很好地替代存貸比指標。如果繼續使用貸存比指標,在很多情況下不僅不能起到積極的風險防范作用,還可能與其他監管指標發生沖突。三是貸存比的實際風險監控效果明顯降低。盡管《商業銀行法》對存貸比的限制仍然有效,但從實際監管情況來看,監管部門對存貸比的控制在實踐中屢見不鮮。雖然沒有很好地執行,但即使是階段性突破貸存比指標的銀行也沒有表現出明顯的風險狀況。

短期來看,存貸比分子和分母的調整可以滿足整個銀行業的短期貸款增長需求,但對不同銀行的影響差異很大,人為導致對不同銀行之間的不公平競爭 其次,這種被動調整對整個金融體系的影響也是不確定的,也會引發新的監管套利。因此,一方面要積極創造條件,促使商業銀行轉向巴塞爾協議III的新流動性。監管指標,其次是貸存比成為監控指標。

2012年以來,中國銀行業信貸增速明顯低于市場預期,其中貸存比是一個非常直接的制約因素。從2012年2月全銀行業存貸款余額來看,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貸存比最高,不少已接近或超過75%的監管紅線-存款比率。區域性中小銀行對小企業的貸存比較低?紤]到股份制商業銀行同業資金占比較高,如果將未繳納準備金的同業凈存款計入存款,則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貸存比將降至65左右。 %。貸存比將降至60%左右,短期內有助于緩解貸存比對銀行正常信貸發放的不合理制約。多么本質的區別。同時,要通過推進資產證券化,鼓勵商業銀行多嘗試發債等融資方式,化解短期存貸比制約。

從長遠來看,應逐步創造條件,將貸存比指標從嚴格的監管指標轉變為監測觀察指標。

“貸存比”留

金老:貸存比由上限調控,宏觀調控效果明顯,但現在被貸款上限取代。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也形成了另一種選擇。但是,貸款限額控制畢竟是一個階段性的工具,一旦巨額盈余減少就應該取消。較高的法定存款準備金對商業銀行和央行來說是巨大的成本壓力,不應該持續下去。目前,應加快解除貸款限額控制,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保留存貸比上限監管手段。貸存比的上限監管和小額擔保流動性的弱化作用都不是一個好的指標,最多只能作為一個觀察指標。商業銀行流動性監管指標的設計需要國際上認真研究?梢钥隙ǖ氖,即使設計了一個指標,也很難設定一個明確的值。否則,這將是人類會計史上的一次重大飛躍。

認識到存貸比上限監管的主要作用是宏觀調控,上限不能固定。宏觀調控,時而緊,時而松。如果設定了某個值,有時只能松,有時只能緊。正如我們無法預先確定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再貸款利率和公開市場操作量一樣,更不用說將這個數值寫入法律。因此,有必要將具體存貸比上限監管值排除在《商業銀行法》等法規之外。只保留這個工具,留給央行做決定。當前,隨著出口增速快速回落,人民幣升值預期迅速減弱,順差有所減少,外匯儲備增長進入正常狀態。 2012年6月末,貸款同比增長15.9%,存款同比增長13.2%,存款增速低于貸款。在以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結構下,如果設定較高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存貸比和融資,每次貸款轉手都會出現較大的泄漏。要求,這些政策將導致商業銀行存款不足。因此,不少人擔心,按照目前外匯持有量增速放緩甚至減少的趨勢,中國銀行業可能會逐漸接近貸款缺口狀態。因此,有必要將貸存比的上限從75%下調。法律短期內不能修改,可以通過調整存貸款的概念來臨時調整。

另外,沒有必要追求精細化管理。宏觀的事物和市場經濟的運行,從來都是以總目標為基礎的。目前,為防止商業銀行月末季末存款上升,對貸存比進行日均和日監管的必要性較小。為了減少存款保險費和法定準備金,美國商業銀行將在月末和季度末盡量減少存款。解決國內商業銀行??存款高的問題,必須依靠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 M2是時間點指標。宏觀調控中從來沒有日均和月均M2的概念。對日均存貸比監管的要求,乃至追求日均存貸比監管,幾乎無法落實,沒有銀行能保證日均存貸比不會突破。如此執行,各家銀行將不得不留出更多的“監管余量”,無異于采取收緊政策,與穩增長背道而馳。

《21世紀》:請結合存貸比問題,分析未來一段時間中國貨幣政策面臨的挑戰和趨勢?

金老: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貨幣政策實施必然會遇到四大挑戰:中期經濟增速放緩、融資渠道多元化、全社會金融創新力度加大、貨幣供應的主要渠道(外匯)。這四個挑戰看似復雜,卻是發達國家的共同經歷。貨幣的本質是具有最高的流動性,任何具有高流動性的交換媒介都具有全部或部分貨幣屬性。商業銀行銀行承兌匯票的流通無形中擠壓了央行的貨幣發行權;同樣,信用證的質押也是央行貨幣的替代品,等等。凡是實行信用貨幣的國家,在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都會遇到這些問題,最終導致貨幣供給指標的放棄。 1990年代初,陳代孫先生主編的《國際金融理論史》詳細描述了這一過程。在我國,控制貨幣數量的手段也將不得不讓位于價格手段。我國現行的量化貨幣政策工具,如貸款額度、窗口指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貸存比等,控制的是“信用”而不是“貨幣”的數量。 “貸”量與“錢”量的關系日益弱化,或者說我們還沒有發現兩者之間大致恒定的數量關系。隨著利率市場化的推進,我國近期應該只將利率作為主導的貨幣調控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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